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建设美丽家园是人类的共同梦想。面对生态环境挑战，人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唯有携手合作，我们才能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海洋污染、生物保护等全球性环境问题，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只有并肩同行，才能让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全球生态文明之路行稳致远。
生物多样性保护，在国际社会话语体系中，最主要的内容是履行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在中国，不管是保护行动还是履约工作，都有一个不同于其他国家的鲜明特征，那就是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引领，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不断丰富和完善。习近平总书记用“四个一”，阐明了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中的重要地位以及重要意义。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生态文明建设是其中一位；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中，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其中一条基本方略；在新发展理念中，绿色是其中一大理念；在三大攻坚战中，污染防治是其中一大攻坚战。
站在“四个一”的思想高度，深刻理解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重大意义，我们的思想认识就进入了新的境界。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集中体现，是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有效载体，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在这几年生态文明建设的磅礴气势中，我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从实践到认识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打开了新的局面，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已经构建了新的话语体系。
我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指导，与美丽中国建设的目标高度一致，在党的十八大、十九大报告和“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有明确要求，是国家战略。
我国的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的有关内容，与国际话语体系中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高度一致，可以说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中国版本，中国引领。
近年来，全国各地采取积极有力措施，认真组织实施《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深入开展“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十年中国行动（2011-2020年）”，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取得积极进展。生物多样性保护逐步纳入各类规划和计划，法治水平不断提高，基础调查及科研稳步推进，超过90%的陆地自然生态系统类型、89%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得到保护。尽管海洋保护地面积尚未达到公约目标，物种多样性下降趋势尚未有效遏制，但中国所取得的成绩，依然获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赏。
这些历史性成就，是生态文明建设重大成果的组成部分，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动实践，是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的中国贡献。
1.政治主张，打开大境界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最生动的中国表达
以党的十八大报告为标志，生物多样性保护首次写入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要实施重大修复工程，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保护生物多样性”。
五年后的十九大报告，要求更具体，针对性更强——“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优化生态安全屏障体系，构建生态廊道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提升生态系统的质量和稳定性”。
生物多样性保护，成为明确的政治主张。保护工作，有明确的指导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有关工作，在一系列重要讲话和考察调研中都有深刻阐述，对严重危害自然生态环境的事件多次作出重要批示。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关注濒危物种。“野生东北虎现在有多少只，吃什么？”“种群能不能延续？”201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吉林代表团审议时，提出了一连串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物种基因库。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考察时，察看热带海洋岛屿动植物物种基因库样本，调研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沿着田埂走进“超优千号”超级水稻展示田，了解水稻育制种产业发展和推广情况。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重视自然保护区建设。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考察时指出，加强六盘山、贺兰山、罗山等自然保护区建设，继续推进封山禁牧、退耕还林还草。同年8月，他在青海考察时指出，加强自然保护区建设，加强三江源和环青海湖地区生态保护，加强沙漠化防治、高寒草原建设，加强退牧还草、退耕还林还草、三北防护林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力推国家公园体制。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着力建设国家公园，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些自然遗产。他亲自审定《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要求维护和提升水源涵养功能，确保“中华水塔”生态安全。
习近平总书记对自然生态破坏问题非常重视，扭住不放、一抓到底。浙江杭州千岛湖临湖地带违规建设，秦岭北麓西安段圈地建别墅，新疆卡拉麦里自然保护区违规“瘦身”，腾格里沙漠污染，青海祁连山自然保护区和木里矿区破坏性开采，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破坏等事件，习近平总书记都作出批示，要求严肃查处。
从一只虎到一块田，从一座山到三江源，在习近平总书记很多重要讲话和文章中，都强调要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从山水林田湖草的生命共同体到共谋全球生态文明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引用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反复强调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的保护行动已经构建起了一套鲜明的话语体系。这套话语体系，正在为生物多样性保护这一全球行动，提供中国理念、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最生动的中国表达
生物多样性，用专业语言来定义，就是生物（动物、植物、微生物）与环境形成的生态复合体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生态过程的总和，包括生态系统、物种和基因三个层次。从战略层面来看，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条件，是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通俗来讲，可以理解为大自然。
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国际社会20多年来一直在努力在朝着公约约定的目标前行，即保护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生物资源、公平公正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所产生的惠益。如果把公约的语言转换为中国表达，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是最生动的、最简洁、最有诗意的中国表达，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生态智慧。将这句话稍作展开，就是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作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的中国表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党的十九大确定的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之一，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自然观，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在实践中，这既是我们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目标，也是正确处理生物多样性保护过程中人与自然关系的最高原则。
这一原则包含了四层含义：自然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与自然是平等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互动的，对自然不能只讲索取、不讲投入，不能只讲利用、不讲修复；自然规律不可抗拒，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是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最富哲理的中国方案
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林和草。
山，水，林，田，湖，草，本身就代表着生态系统的多样性，更承载着物种和遗传的多样性。可以说，这是生物多样性极具画面感的中国表达。
国际社会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约定的目标是，在2020年之前，陆地生物资源保护区应达17%、海洋达10%。要实现这一区域目标，离不开保护和修复工程的实施，离不开生态廊道和保护网络的构建，对于这些全球行动的实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整体系统观，是最富哲理的中国方案。
展开来说，就是按照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系统性及内在规律，统筹考虑自然生态各要素、山上山下、地上地下、陆地海洋以及流域上下游，进行整体保护、宏观管控、综合治理，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增强生态系统循环能力，维护生态平衡。
美丽中国建设，是引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中国目标
国际社会对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是有明确目标的，《生物多样性公约》及其议定书确定的行动计划是各国的共同任务。即将于明年在我国召开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其重要工作就是确定2030年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目标，制定2021-2030年全球战略。全球对大会寄予厚望，将其视作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座里程碑。
在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有目标引领，那就是美丽中国建设。
美丽中国建设，是党的执政理念和国家意志，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奋斗目标之一。这一目标的实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是基石。自然之美，多样之美，和谐之美，才能有中国之美。茂林修竹，桑田苇泊，虎啸深山，鱼翔浅底，驼走大漠，雁击长空，大自然应该展现出的应有的极致。
美丽中国建设已有路线图，第一个阶段是，从2020年到2035年，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从时间上来看，这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有很高的吻合度，包含了其行动计划和目标周期的下一个十年。从这个角度来说，美丽中国建设征程中已经或正在形成的中国目标、中国战略和中国方案，必将为COP15进行成果输出、作出中国贡献。
2.国家行动，构建大格局
从规划到政策到机构，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是中国优势
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本质上是正确处理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保护行动一直探索并实践的中国方案，就是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理念。
北京大学环境管理系系主任、自然资源管理研究室负责人李文军教授认为：“实践充分证明，国家规划计划和政策，作为协调保护与发展关系的国家行动，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范围之广、程度之深，难以估量。”
国家行动，最主要的标志是强化顶层设计。从规划到政策到机构，自上而下构建保护大格局，践行“两山”理念，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从侧重物种和自然保护地的狭义范筹，扩展至更加注重生态系统的广义保护；从基于部门的、专业的保护工作，上升为全局的、全面的国家行动；从游离于有关部门中心工作的尴尬角色，转化为全方位融入各项工作的行动自觉。
规划引领：各类规划计划，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其中
生物多样性保护被纳入各类规划和计划，从不同角度、多个层面，织就了一张纵横交错的保护网。明确了保护目标，划定了保护范围，指出了保护方向。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将维护生物多样性作为一节，对于重大工程、自然保护区、调查评估、生物资源保护库圃等进行明确部署。这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五年宏伟蓝图，是国家战略，是行动指南，是政府工作重点。
国务院诸多规划计划，从陆地到海洋的系统筹谋，为生物多样性保驾护航。《“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全国生态保护与建设规划（2013-2020年）》《全国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全国水土保持规划（2015-2030年）》等，为生态系统布局，为生物多样性奠基。水、土壤、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制定实施，打好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将污染这个生物多样性面临的巨大威胁控制到最低。
相关部门的专项规划和计划，从区域到领域，系统保护是主旋律。发展改革、国土资源、生态环境、农业、水利、林业、质检等部门，发布的规划计划涉及应对气候变化、耕地草原河湖休养生息、国土资源、林地保护、草原保护、湿地保护、西部地区重点生态区、岩溶地区石漠化、水质较好湖泊生态环境保护等等，将生物多样性保护全部渗透其中。
直接针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具体对象的专项规划计划，从物种遗传资源，保护措施非常具体。《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中长期发展规划（2015-2030年）》《全国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利用“十三五”规划》《中国林业遗传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行动计划》《长江珍稀水生生物保护工程建设规划（2016-2030年）》《重点流域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方案》《中华鲟拯救行动计划（2015-2030年）》等等，一个个专项领域，一个个濒危物种，全面行动。
而早在2010年，国家就发布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标志着生物多样性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随后，全国18个省份发布省级战略与行动计划。确定战略任务，明确优先行动，核定优先区域范围，我国的保护行动，自上而下，指向非常明确，路线图非常清楚。
政策导向：多项改革举措，破解高水平保护的制度瓶颈
政策，是瞄准方向的实施方案。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和绿色发展的深刻变革中，40多项有关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改革方案直指问题难题，一系列绿色政策、制度、方案、举措纷纷出台，有些直接指向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核心问题，更多的则旨在破解制约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的瓶颈，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打开了全新的局面。
严格管控全国所有的重要生态空间，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各地划出一条线，全国生成一张图。约四分之一的国土，纳入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范围。在红线空间内，生态功能不降低、面积不减少、性质不改变。生物多样性，有了更多更严格守护的空间。
保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大面积自然生态系统，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有评论认为，这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里程碑式探索。在三江源等11个试点的探索中，可以预见，统一规范高效的中国特色国家公园体制，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管理体系，将对保护国家重要自然生态系统原真性、完整性发挥巨大作用。
破解制约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的瓶颈，频频出台改革举措。完善生态文明绩效评价体系，不以GDP论英雄；坚定不移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构建生态安全格局；建立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让自然生态空间变资源为资产；推进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保护与发展的利益要平衡、要共享；实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环境有价、损害担责。这些制度纷纷付诸实践，从更大范围、更深层面服务于生物多样性保护。
持续巩固已有保护成效，推进施行多年且行之有效的各项制度。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让800多个县市受益；森林采伐限额等制度，让10.58亿亩国有天然林全部停伐，1.24亿公顷国家级公益林纳入中央财政补偿范围；全国40%的草原实施了禁牧休牧制度，64%的草原被划定为基本草原；长江、黄河、珠江和淮河四大内陆水域全面实施禁渔制度，超过70%的海域实施海洋伏季休渔制度；退耕还湿20万亩，建立健全湿地补贴政策，超过一半湿地得到有效保护。
机构改革：职能优化调整，重构高质量保护的监管机制
我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有高级别专门机构——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委员会，由国务院副总理担任主席，25个部委和单位参加，其秘书处设在生态环境部；有履约国家协调机制——中国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工作协调组、生物物种资源保护部际联席会议等；有20来个有关部门有相关职能，尤为重要的是，有机构改革后形成的自然生态监管大格局。
新组建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等，这是生态文明体制建设的重大选择，是行政管理体制的战略重塑，也是自然保护管理机构的深刻变革。变革，是为了更有效的监管；调整，是为了更高质量的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特别是其重要载体自然保护地，正在这场变革中，收获大手笔的升华。
从分散到统一，从单一到复合，从平面到立体，职能统筹大整合，用整体思维来保护自然生态大系统，成为现实。
从资源到资产，从管理到监督，从决策到执行，不同主体有不同定位，协同高效顺畅的管理大格局，就此构建。
从部门分工来看，自然资源部门是管理者，被赋予“两统一”职责，即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生态环境部门是监督者，统一行使生态和城乡各类污染排放监管与行政执法职责，实现了地上和地下、岸上和水里、陆地和海洋、城市和农村、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五个打通”。
曾经参与自然保护管理体制改革方向和路径研究课题的李文军认为，机构改革大体解决了三个问题：从产权角度来看，将全民自然资源产权所有者的代行机构从原来的国务院，改为主管部门，缩短了委托代理链，将会提高管理效率；从生态系统完整性方面来看，将山水林田湖草作为整体来系统保护；从机构设置方面，做到了决策者和执行者分离、执行者和监督者分离。
3.依法推进，启动大手笔
确立依法保护的基本逻辑，强化政治责任，是最有效的中国路径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2月13日主持召开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委员会会议时指出，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确保生物多样性保护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严密法治观。党的十九大开启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新时代，具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生态文明建设全面走向法治化、制度化。而法治化、制度化的主要标志，就是强化责任。
而党的十八大以来所形成的生态文明法律法规体系，政治定位明确，责任主线清楚，责权关系统一，问责机制强大，保障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取得重大进展，推动大手笔保护成为现实。
如果说我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找到了一条有效的中国路径，那就是确立了依法保护的基本逻辑——政治定位决定责任主线，责任主线决定责权关系，责权关系决定问责机制。简言之，强化政治责任，这是我国的政治和体制优势。
政治定位决定了责任是主线
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是政治责任，生物多样性保护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自然也是。
作为政治责任，是有深刻含义的。生物多样性是国家战略资源，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直接指向已经变化了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事关发展道路的战略选择。特别地，生态环境问题与政治问题相互关联。政治上的问题，比方发展观、政绩观不端正，可能直接带来生态环境问题；而有些生态环境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比如祁连山、秦岭北麓严重生态破坏事件，都是严重违反政治纪律的典型案例。
政治定位是有法律依据的。生态文明建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写入党章，成为全党的政治追求、政治任务和政治责任。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写入宪法，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
党章和宪法为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绿色化提供了强大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有关生态环境法律制度出台频度之密前所未有，基本形成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律法规体系。
我国现有生态环境保护法律13件，自然资源法律24件，有关生物多样性的法律法规已达50余部，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千余件。
纵观十八大以来形成的生态文明法律法规体系，可以清晰地读出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就是责任。
新修正修订或新颁布法律的最大亮点，是比过去更加突出责任。如《环境保护法》被誉为史上最严，《野生动物保护法》新增多种追责情形。特别是，中央层面颁布的有关党内法规和改革方案，几乎都是专门为履责问责而制定的。其中最重要的几部，《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规定（试行）》《环境保护督察方案（试行）》《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每一部都直指责任。最近施行的《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条例》，明确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地方党委和政府领导班子的工作实绩考核的内容。
责任主线对应着明确的责任主体
生态文明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政治性质，决定了其责任和责任主体的政治性。这些年来生物多样性取得的大保护成绩，正是得益于责任主体——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的履职尽责。
主要领导负总责，总负责。担负起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就要发挥“关键少数”的带头作用。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是本行政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第一责任人，负总责。已经实现全覆盖的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重在督政；“回头看”，重点也是看党政领导干部。督察进驻期间，边督边改问责的地方党委、政府领导干部超过30%。
党政同责，责权一致。现阶段要强调的重点是，地方党委及其主要负责人要和地方政府及其主要主要负责人一样，担起生态文明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体责任。
一岗双责，各负其责，形成合力。不管中央还是地方，都要有责任清单，各有关部门都要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分工协作、共同发力。全国31个省份，都已颁布了环境保护职责分工文件。特别是，各地都按照中央要求建立了河长制，除了党政一把手担任总河长，党委、政府其他负责人分别担任不同河流、河段的河长。很多地方参照河长制模式，设立了湖长、林长、山长、湾长、滩长等责任岗位，同样由党政一把手担任“总长”，其他负责人分工落实。
责任主体面对着强大的问责机制
法律法规的生命力在于执行。这几年生物多样性工作的一个重大进展，不仅是法律法规体系持续完善，更在于法律的严格执行发挥出巨大威力。
严肃查处秦岭北麓西安境内违建别墅问题以及甘肃祁连山、新疆卡拉麦里等严重破坏生态环境事件。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问责100人，其中省部级干部3人，力度空前。
“绿盾”专项行动，剑指自然保护区。两年来，调查处理违法违规问题线索3.4万余个，追责问责超过2000人。其检查范围之广、查处问题之多、整改力度之大、追责问责之严，创历年针对自然保护区的监督检查之最。
“飓风1号”等专项行动，瞄准森林野生动植物资源。2018年全年查结林业行政案件17.6万起，处罚18万人次，恢复林地1.5万公顷、自然保护区或栖息地863.4公顷。
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及其“回头看”，推动解决14万多个问题的解决，约谈党政领导干部1.8万人，问责约3万人。其中，多数问题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最近通报的7起典型案例，就有5起直接有关。如三亚珊瑚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海岸带200米范围内违法建设，问责19人；四川省在自然保护区内大量违规审批和延续采矿探矿权，涉及全省40%以上的自然保护区，问责22人。
严格问责，就是要对那些损害自然生态环境的领导干部，真追责、敢追责、严追责，而且终身追责。
生态文明建设是政治责任，不允许说一套，做一套。生态环境有问题，当然不好；有问题，没发现，更不好；比这更不好的，是发现问题，没有整改或者整改不彻底；最恶劣的是整而未治、阳奉阴违、禁而不绝。到了这一步，性质就变了。最典型的案例，就是秦岭北麓违建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批示中强调，“对此类问题，就要扭住不放、一抓到底，不彻底解决、绝不放手”“首先从政治纪律查起”。最终，1185栋违建别墅被依法拆除，多名省部级官员落马，1000余人被问询。
领导干部的作为，是问责重点。党政领导干部违法和严重违纪的，毕竟是极少数。被问责的大部分情形，都是作为问题。在中央环保督察几个批次的移交问题问责中，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的都达到了90%以上。
终身追责不是一句空话。只要违背科学发展要求、造成生态环境严重破坏和损害的，不论责任人是否已调离、提拔或者退休，都必须严格追责。自第二批中央环保督察移交问题问责起，被问责官员职务前出现“时任”的明显多了，重庆被问责的“时任”达46%，陕西、北京等地被问责的“时任”占比，也都超过了20%。
4.全面保护，展现大气象
提前实现《生物多样性公约》设定的2020年保护目标，是负责任大国一贯的中国风格
超过90%的陆地自然生态系统类型、89%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以及大多数重要自然遗迹，在占国土面积18%的陆域自然保护地内得到保护，提前实现《生物多样性公约》确定的2020年目标。这是中国在国际履约事务中的一贯风格。
中国是首批加入《生物多样性公约》公约的国家之一。在26年的履约行动中，中国积极探索双多边合作、南南合作机制和领域，与全球环境基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国际机构合作实施了一批项目，与50多个国家建立了广泛的对外合作与交流渠道，积极支持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积极参加打击野生动物犯罪国际联合执法行动，被评为履行《全球植物保护战略》先进国家，2013年被联合国授予南南合作奖，得到国际社会的肯定和赞誉。
一大批保护地建立，织就保护网络，提升生态质量
多样性是衡量生态质量的重要标准。提升生物多样性，就是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措施。
18%的国土面积被纳入各类陆域保护地，提前实现《生物多样性公约》确定的2020年实现17%的目标。自然保护区是主力，已有2750处，约占陆地国土面积的15%，超过世界同期平均水平。11处国家公园建设试点，1000多处风景名胜区，3500多处森林公园，900多个国家湿地公园试点，超过500处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类型比较齐全、布局基本合理、功能相对完善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基本建立。
部分珍稀濒危动物野外种群稳中有升，分布范围逐渐扩大。全国已建动物园240多个，野生动物救护繁育基地超过250处，6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人工繁殖成功。大熊猫从上世纪80年代的1000多只增加到现在的1864只。朱鹮由1981年发现时的7只增长到2600多只，野生朱鹮栖息地面积由发现时的不足500公顷扩大到140多万公顷。普氏原羚种群数量从2003年的不足200只，增加到2010只，14年来增长10倍多。
250多座植物园收录了2.3万多种植物，保育了60%以上的本土植物，40%的珍稀濒危植物。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体系持续完善，基本覆盖了我国各类农业生态区，妥善保护了野生稻、野生大豆、小麦野生近缘植物、野生果树等39个原产于中国且处于濒危状态的野生物种。畜禽遗传资源保护体系继续完善，90%以上的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品种都建立了国家级保种单位。国家药用植物种质资源库建立，收集药用植物离体种质近3万份。药材种子种苗繁育基地繁育120种中药材的种子种苗，其中珍稀濒危28种。
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用国际一流水平，保存了2万多种种质资源，其中有很多珍稀濒危、特有和具有重要价值的生物。超过1万种为野生植物，达我国有花植物的1/3。其中，珍稀濒危物种600多种，中国特有种4000多种。
我国还建立形成了极小种群植物种质资源保护、扩繁等技术体系，编制了《珍稀濒危植物回归指南》，建立了生物多样性数据库和信息平台、观测体系，发布了《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脊椎动物卷、真菌卷），等等。
一大批工程实施，守护生态空间，绘就山水画卷
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大力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有效保护了草原、森林、湿地等生态系统。
占国土面积40%的草原得到有效保护，内蒙古草原生态已恢复到接近上世纪80年代的水平。全国约60%的草原被划定为基本草原，约40%的草原落实禁牧休牧制度，约43%的草原实现了草畜平衡。“十二五”以来，草原生态建设工程项目中央投资累计超过400亿元，退牧还草工程中央已累计投入资金近300亿元，累计增产鲜草8.3亿吨，约为5个内蒙古草原的年产草量。
在全球森林资源减少的局面下，中国成为同期森林资源增长最多的国家。森林总量持续增长，覆盖率达到21.66%；天然林稳步增加，面积占比已超过60%；人工林面积长期居世界首位，已由改革开放初期的3.3亿亩扩大到11.8亿亩；近十年来，森林面积净增长占到森林总面积的5%。
湿地保护从抢救性保护进入全面保护新阶段。拥有国际重要湿地57个，建成湿地自然保护区600多个，修复红树林等退化湿地28万公顷，全国湿地保护率达52.2%，海口等6个城市获得全球首批国际湿地城市称号。
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9项生态环境质量约束性指标按时序或超时序推进。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优良天数比例达到79.3%；全国地表水优良（I－Ⅲ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71%；劣Ⅴ类断面比例下降到6.7%。近岸海域水质总体稳中向好。全国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和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进一步下降，超时序推进。
一大批实践样本，平衡保护与发展，实现绿色转型
“真正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不仅要维系物种、遗传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还应该守护人类与自然相互成全而凝结出的文化多样性。让生态系统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等综合服务价值的最优化最大化，才是真健康。”李文军说，“有些生态系统，比如草原，不利用、欠利用，反而会降低牧草多样性。”
在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共赢是最理想的目标。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晓毅看来，所谓共赢，就是适度发展和适度保护的平衡。
这个平衡，最高目标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落实到实践行动，主要体现为一个“度”。度，就是分寸、节制、平衡、和谐。把握了这个度，就有了回旋空间，才可能维持长久。这是政治智慧、生活智慧，也是生态智慧。
这年来，各地深入践行“两山”理念，涌现出一批实践样本。生态环境部已命名表彰了91个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县，29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云南哈尼梯田遗产保护区就是其中之一。保护区按照“生态兴农、农兴文旅、以旅带商、以商促农”的发展思路，探索出“稻鱼鸭”综合生态种养模式，全力打造绿色生态品牌和文化旅游品牌，既保护了农业文化遗产的生物多样性，也实现了农民增收。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要载体自然保护区，也在纷纷探索“两山”转化的路径，特别是如何与社区的协调发展。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社区共管颇有成效。将周边3县7镇全部纳入保护区大社区，尊重保护地内原住民的感情，不强行搬迁，扶持引进中草药种植、养蜂等项目，开发林下产品，只将保护区的5%用做旅游小区，白天开放，晚上封闭，旅游服务功能都放在保护区外，基本实现了保护区与社区的共赢。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快车道，生物多样性保护也随之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形势依然严峻，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任重道远。海洋保护地面积占比尚未达到10%的全球保护目标，自然保护地的生态代表性和管理有效性有待提高，物种多样性下降趋势尚未得到有效遏制，大量珍稀物种仍濒临灭绝风险，遗传资源丧失和流失的问题仍较突出。
我们要有巨大的勇气直面挑战，也要有充分的信心来自我认可。不忘初心，继续前行。